鄂尔多斯境内，除萨拉乌苏遗址、朱开沟遗址等闻名遐迩的古迹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古遗址，是我们探索鄂尔多斯历史的重要凭证。而乌兰木伦遗址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经历了沧桑的历史变迁后，依然向我们诉说着鄂尔多斯昔日的神秘故事……
古人类活动现场的原生堆积
2010年5月，在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景观工程施工过程中，鄂尔多斯古生物化石爱好者古日扎布在景观河北岸漫步时，偶然发现挖土机下露出了几块骨头，古日扎布觉得这一发现非常重要，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随即，鄂尔多斯博物馆派出团队对其进行了调查和解剖性清理发掘，初步认定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的遗址。鉴于发现的重要性，鄂尔多斯博物馆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组，对该遗址进行了细致的综合考察。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乌兰木伦北岸，地层堆积厚度约为10米，出土文物的地层堆积厚度约5米，文物包括大量动物化石、石制品、骨制品和用火遗迹等。遗址所在地基岩为中生代红色风成砂岩，顶部为近现代风成沙堆积，文物出土地层为河湖相三角洲沉积。对遗址所在地及周边地质地貌的综合考察可以确定，今日的乌兰木伦河流域曾经为湖泊，周围是绿洲，绿洲上植物丰茂、动物成群，有多条流经绿洲注入乌兰木伦古湖的河流。遗址所在地就是其中一条河流入湖处的三角洲地带。遗址中不仅石制品、动物化石分布十分密集，而且保留有大量灰烬、木炭等用火遗迹，动物骨骼也较为破碎，与人类活动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符合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活场所的特征，表明了乌兰木伦遗址极有可能是当时古人类活动现场的原生堆积。
丰富的乌兰木伦文物遗迹
乌兰木伦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古人类活动遗址，经北京大学实验室初步测定，该遗址文化层为距今约3万-7万年。目前出土了13000多件石制品文物，15000多件古动物化石，和大量灰烬、木炭、烧骨等组成的用火遗迹。
遗址中已鉴定出的动物化石种类有田鼠、披毛犀、普氏野马（相似种）、巨幅驼（相似种）、鄂尔多斯（河套）大角鹿等，均属于生活在中国北方晚更新世（距今1万-12.6万年）的萨拉乌苏动物群。所发现的动物化石相当破碎，有牙齿、上下颌骨、肩胛骨、脊椎骨、上下肢骨、肋骨等，还出现了骨制刮削器、骨制尖状器和骨刀，一些解剖学部位还残留着明显的石器切割痕迹，可视为当时人类打猎和肉食的重要证据
遗址中所发现的石制品及其原料以当地出产的各色石英岩为主，还包括燧石、石英、砂岩、片麻岩、硅质岩等，类型主要包括石核、石片、各类工具以及断块与断片。石制品总体上以小型石片工业组合为主，工具主要以石片毛坯打制，类型多样，有的还呈现出一器多用的功能特点。一些工具和欧洲传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特定类型相近，表明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可能存在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这些遗迹表明，华北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面貌以及人类行为，远比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深刻和丰富得多。伴随着乌兰木伦遗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文化和行为发展研究领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火花
乌兰木伦遗址出土文物的内涵十分丰富，超出了已知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类似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的内容。乌兰木伦遗址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序列中最为缺乏的时段，也是人类由直立人向现代人（晚期智人）过渡的关键时段，因此，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可能将填补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段空白。不仅如此，乌兰木伦旧石器制品在技术与类型上与欧洲旧石器中期和晚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范例，可称之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火花”。
2012年1月6日，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 “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荣获“2011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14年9月24日，乌兰木伦遗址群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加强了萨拉乌苏遗址作为我国北方晚更新世河湖相地层标准剖面的地位，是自1922年鄂尔多斯境内发现萨拉乌苏遗址及1923年发现水洞沟遗址（后者行政上属
宁夏管辖）以来，东亚史前史和第四纪研究领域的又一个重大发现。这不仅再一次证明鄂尔多斯草原是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舞台之一，也是解密远东地区现代人起源、欧亚草原细石器文化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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